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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中国特色社会教育教学反思与前瞻

2021-02-08 05:54    作者:快彩平台网站

  邵晓枫,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终身教育与学习研究中心(四川成都 610068); 刘文怡,教师,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内容提要: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列存在的三种主要教育实践形式之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社会教育教学也走过70年风雨历程,从有效教学的视角来探索与梳理我国社会教育教学在教学目标、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对推进新时代我国社会教育教学的良性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总体上,我国的社会教育教学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烙印和中国特色,在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成效明显,表现为教学具有较高的效率,居民的经济、思想觉悟、文化素质及各方面能力都有较大的提升等;但在有效教学的各个环节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如教学目标不够明确、教学内容未能很好地满足居民的需要、教学手段现代化程度不高、教学评价不够规范等。因此,我国应加快改革社会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教学体系,以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同时,我国应努力使社会教育教学不断从有效走向优质,这既是社会教育追求更优质教学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由社会教育教学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百年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反思与前瞻(1912-2020)”(BKA190225)。

  社会教育是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外的由社会团体或组织机构对社会成员实施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工农教育”和“业余教育”其实质上就是社会教育。有学者提出社会教育包含以下几层涵义:社会教育是以公共社会生活为基础的教育活动形式,是以社会作为教育主体实施的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是一种注重教育潜移默化功效的教育活动(龚超等,2010)。若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那么社区教育也完全符合社会教育的内涵,社区教育是在社区范围内进行的社会教育。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对社会教育与社区教育概念的使用不做严格的区分。与所有类型的教育一样,我国社会教育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总结70年中国特色社会教育有效教学的探索历程,对于进一步提高其教学的有效性,并使我国社会教育教学逐步走向优质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还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较为系统地探讨。

  学界对什么是有效教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有效的教学活动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从而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而组织实施的活动。”(程红等,1999)有效教学的核心内涵包括效果、效益、效率三个部分。教学效果是指受教学的影响所能显示出来的一切成果,强调的是学到了东西(有结果)。教学效益是指教学及其结果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求是否吻合以及吻合的程度如何(表现为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教学效率是指单位教学投入内所获得的教学产出(余文森,2015)。研究有效教学的目的在于避免教学的无效与低效,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实现教学效果、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有效教学”与“教学有效性”这两个概念紧密相联:“教学有效性”是“有效教学”的名词性表达形式,两者的含义并无大的区别,都是指教学过程中所获得的积极的预期效果(孙亚玲,2004)。有效教学的构成要件包括有效的教学目标、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等。

  教学目标是在教学中要达到的结果,对教学工作起着方向性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社会教育的教学目标总体较为粗阔,很多时候是由政府相关机构规定一个总的标准或目标,在教学实践中大多没有具体的教学目标表述,而且这些总的目标中大多不涉及情感等方面的内容。1953年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规定了干部工人、农民及城市劳动人民的个人脱盲标准,以农民为例,其个人脱盲标准为:能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这可以看作社会教育中识字教学的总体教学目标。1960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注音识字拼音教学大纲(初稿)》中规定,在扫盲阶段,拼音教学的目的主要是识字,进入业余高小阶段之后,可以逐步提高对正音的要求,使学员逐步会听和会说普通话(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1960)。一些地方也对注音扫盲教学目标作了相关规定,如山西省万荣县王显公社确定注音扫盲写作教学中的主要任务(即目标)是帮助学员突破写作神秘感,解除字词义束缚,树立写作信心(山西省万荣县教育局,1960)。这些目标都比较粗阔且主要限于知识方面的内容。

  改革开放后,社会教育教学目标开始走向具体和全面。1992年,国家教委在颁布的农村成人初等文化技术教育《实用语文》《实用数学》《实用科技》教学大纲中,专门分别规定了每一学科的教学目的,这与之前相比是一个进步。随着教学管理的日益规范,教学目标更成了当代社区教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许多社区学院都规定了其教学必须有包含教学目标在内的完整的教学大纲。每一门具体课程和每一堂课都有各自不同的教学目标,其内容不仅包括知识与技能,而且还包括情感和态度等方面。如有教师把社区教育课程“旅游英语口语”中“读懂登机牌”的教学目标设定为:使学习者提高参与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培养互信互助、团结协作的精神;使学习者能理解登机牌上关键词汇的词义,能听懂并朗读每一个关键词,能独立填写登机牌信息(樊星,2019)。再如,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社区学校课程“手机和生活”的教学目标为:使社区老年人了解智能手机的基本应用知识,获取手机娱乐、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软件的操作技能,增强其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信心,激发学习热情和自豪感,提高生活情趣(郭金龙,2019)。

  尽管在较长时期内,我国社会教育教学目标不够具体,但正是这些反映了中国当时国情的粗阔的教学目标使我国社会教育教学有了一个总的方向和目标,对提高其教学有效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社会教育中的识字教学正是以国家的扫盲标准为目标而开展的教学活动,扫除了大批文盲。当代社区教育的教学目标也越来越使教学方向更加明确,也更有利于提高其教学的有效性。

  夸美纽斯(1984)在《大教学论》中指出,要“找出一种教学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夸美纽斯发明的班级集中教学这种高效的教学组织形式在我国的社会教育教学中也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教学形式。195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规定:农民业余学校分设初级班(组)与高级班(组)(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1963年,中共晋东南地委、晋东南专员公署规定其冬学的文化教育按文化程度分别编班学习(吴家虎,2012);1974年,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夜校分成高、中、初三个班(中共天津市委等,1974)。当代社区教育产生后,各地建立的社区大学、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等教学机构大多是按课程进行分班集中教学。

  但社会教育学员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以及社会教育课程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教学中必须采用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因此,班级授课制、活动式教学、分组教学、小先生制等各种教学组织形式在我国近70年的社会教育教学中被综合运用。1954年7月,教育部和扫盲工作委员会下发《关于城市劳动人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规定教学组织形式应力求适合城市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特点,分别采取班级教学或小组教学等形式进行集中或分散教学(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在1959年的农村,扫盲教学主要是以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单位组织班级集中教学,但对于不便集中到班级学习的人,则采取炕头学习小组、邻里学习小组、地头学习小组等小组教学形式(刘立德等,2006)。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扫盲教学中,除采用集中班级教学形式外,也主要采用分组教学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师资缺乏,小先生制这种即知即传的形式也一直在扫盲教学中被广泛使用。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各种活动教学组织形式。如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苏吉滩公社业余学校的教学不少是在生产活动中边干边学进行的(龚成华,1960)。再如,吉林省前郭县五七大学在教学中采用了现场教学、学以致用、流动教学等形式(吉林省教育局调查组等,1974)。在我国当代社区教育教学中,各社区教育机构尽量根据不同的课程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在一些偏重基本理论的课程中,主要采用班级集中讲授的形式;在一些偏重休闲或应用的课程中,主要采用小组式、活动式等教学组织形式。成都市在社区教育中打造了蒲江茶香游学、都江堰水文化等10条游学线路,而且游学这种活动教学方式还在2018年获得了全国“终身学习品牌”称号。

  总之,近70年来,我国在社会教育教学中根据社会变迁与居民需求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各种教学组织形式,对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班级集中教学这一教学组织形式对于充分利用我国尚不丰富的教学资源,扩大受教育面,提高教学效率,起到促进作用。分组教学、活动式教学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的灵活运用,帮助居民克服了学习中的困难,激发了居民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70年来,我国社会教育教学组织形式也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如小先生制正是当年陶行知先生针对中国教育资源匮乏而倡导的;再如,炕头学习小组、地头学习小组等教学组织形式无不体现了时代特色。

  70年来,中国社会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有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职业教育、休闲教育等。

  文化教育。在我国文盲率还非常高的时期,识字教育是文化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规定:“农民业余教育一般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随着我国青壮年文盲的基本消灭,越来越丰富的文化教育内容如历史、文学、艺术等被列入教学内容中,不少社会教育机构开设了社区历史典故、艺术欣赏等课程。如北京市东城区于2007年开办了国子监大讲堂,专门向居民开展国学讲座。再如,在甘肃秦州区的社区大讲堂中,孔子文化、书画艺术、天水民俗等都是其重要的教学内容(每日甘肃,2018)。

  思想政治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政治时事、法律政策等。教育部在1951年《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全国各地的冬学均应普遍和深入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进行关于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互助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文革”中,政治内容成了社会教育教学的最主要内容,如上海市川沙里县六里人民公社各个生产队政治夜校的主要内容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语录,并密切配合批修整风(新华社通讯员等,1973)。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了新时代精神,公民道德、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内容日益受到重视。成都市温江区在2012年启动了“公民教育进社区”实验项目,以公民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参与性为主要内容(徐莉丽,2012)。

  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直是社会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在解放之初北京市的工人夜校中,“一区四个夜校首先教学员学写发票、收据、便条等应用文;五区三轮工人夜校教授珠算及简单的会计等实用课程”(人民日报记者,1949)。解虞县西张耿乡农民技术夜校重视对青年进行生产知识和技能教育,给青年们传授传统的耕作经验(田培植,1964)。改革开放后,不少街道办起了职业培训班。在1980年西安市城区街道兴办的业余学校中,就进行过财会、缝纫、理发、机械等方面的职业培训(张西明等,1980)。在当代社区教育中,社区教育机构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不同的职业教育内容。杭州拱墅区社区教育机构针对失业下岗人员、特困家庭人员提供电脑初级、养老护理、插花、创业、再就业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对于转移失地农民则提供实用技能、物业管理、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编织等教学内容(肖锋,2009)。

  休闲教育。我国70年社会教育教学中一直都有唱歌、跳舞等教学内容,摄影、园艺、健康养生、声乐、舞蹈、戏剧、书画等则是当代各社区教育机构的主要休闲教学内容。

  综观70年来中国社会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努力以居民的工作及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居民摆脱文盲、了解国家新思想和新政策及提升工作能力的需要,确立了以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及职业教育为主的社会教育教学内容。当代社区教育机构教学内容的选择则更加注重以新时期居民的新需要为出发点,开设了公民教育和休闲教育等方面的课程。第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成了社会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后,社会教育教学开始体现市场经济的内容。如在1991年咸阳市咸都区的个体劳动者培训学校中,其教学内容涉及“中央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指示和职业道德规范”“税收征管法规”“物价管理”等(中央统战部五局等,1992)。近几年来的社区教育教学中又增加了有关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内容。第三,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教学内容体系。不管是根据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而开设的时事宣传、职业培训等教育内容,还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而开设的戏剧、书画等内容,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70年来,我国对社会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注重从学员的特点及其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强调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法。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重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社会教育教学对象及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70年来,社会教育探索和创造了多种教学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教学中,摸索出看图识字、注音识字、部首归类识字、单元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四步教学、顺口溜教学、分段教学等教学方法。改革开放后在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中,运用了课堂讲授、巡回宣传、实地辅导、操作演示、现场“会诊”、空中广播等多种教学法(胡兴来,1996)。当代社区教育教学中,除上述一些传统的教学法外,发现式、探究式、任务式、角色扮演、参观、游戏、线上线下混合等教学法被较多使用。如有教师在“旅游英语口语”课堂上采取了任务型教学方法,即把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分解为若干教学任务,动员、引导学习者有步骤地将任务“各个击破”(樊星,2019)。

  注重把教学方法与学员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在1953年国家下发的《关于1953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识字教学要依据不同地方及不同学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法。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采取“分段突击、分段巩固”的速成识字法;在没有条件和条件不完全具备的地方,可采取其他教法,包括每次识三五个字的方法在内(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当代社区教育教学则注意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如上海市普陀社区针对居民不同的学习基础及需求情况,分别采用“知识衔接”“知识模块”“知识交叉”,以及沙龙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等教学方法(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2011)。北京市西城区根据教学对象的年龄及学习能力特点,采用“微课预习+面授教学+微课复习”和“传统面授+微课辅助”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唐桂文等,2018)。

  摸索具有本土特色的教学方法。注音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部首归类识字、单元识字、四步教学、顺口溜教学等教学法,无不都打上了独有的中国烙印,对于提高社会教育教学的有效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祁建华速成识字法首先将汉语的注音符号记住,然后再通过扫盲课本进行读写会话练习,以此提高识字能力(浅井加叶子,1997)。山西省万荣县的注音识字法是利用拼音字母识字,青年人一般用15~20小时,壮年人一般用25~30小时的拼音教学,就可以学会汉语拼音方案,再经过约120~150小时的阅读和写作教学,就可以认识1500个汉字,从而达到扫盲的标准(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这两种根据当时中国成人文盲数量众多以及汉字本身的规律确定的识字教学法很快被推向全国,以此来提高识字效率。

  70年来,我国社会教育教学在通过追求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来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社会教育教学中运用现代化手段开展的教学实践主要有通过广播电台举办教学讲座,使用幻灯片开展教学,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心城市创办电视大学进行教学等。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社会教育中现代教学手段的使用并不多。随着改革开放和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社会教育教学手段也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扫盲教育中,开始广泛利用广播电视等远距离教学手段。1991年,在《国家教委关于大力发展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意见》中指出,要充分利用广播、录音、录像和卫星电视教育等现代化教学手段。2004年,在《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要充分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2006年,教育部和中央电大在北京等7个城市中进行“数字化学习港”项目试点工作,各地积极推行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再次强调要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当前,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社区数字化学习网站。福建终身学习在线平台采取一体化设计和分布式管理,增加了“在线客服”功能和“人人教”板块(杨志坚,2015)。据笔者从成都社区大学获取的资料,2018年,成都市建成了“成都市终身学习教育资源库”和“成都市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形成“1库N网”公共服务平台构架,拥有20T资源,并开设有手机客户端,同时一些新媒体如移动App、Flash互动教学程序也逐渐成为社区教学的手段。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例如,幻灯片等在教学中的运用,增强了教学的直观形象性;互联网教学平台的开通,有利于社会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扩大教学对象,学习者也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更好地解决工学矛盾;教学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一种电子终端进行,有利于实现泛在学习。教育机构设立和开发的多种适合中国人学习的网站和网上教学程序,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我国的教育评价整体起步较晚,在较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形成有关教育评价的观念及体系,对社会教育教学工作主要是通过对教学工作的检查来进行的。北京市文教局于1951年制定的《北京市职工业余学校教学检查暂行办法》,规定检查内容包括教学思想、教学计划、教学进度、教学方法、教学实际效果、作业和课外辅导等。检查方法采取听课、抽查教学笔记和作业、征求学员意见等方式(欧阳璋,1987)。1954年4月到7月,北京市教育局对该市300多个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学班进行了教学质量检查。山西解虞县西张耿乡业余文化技术学校由副校长或教导主任负责督促检查其分校的教学工作(张克忍,1958)。1990年,国家教委印发的《扫盲工作检查提纲》规定对扫盲教学工作的检查包括教学是否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是否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脱贫致富紧密结合,扫盲人员培训、脱盲考试是否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行等方面(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

  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评价工作的推进,针对社会教育的评估也提上议事日程。2002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社区教育评估指标体系(优秀级)》征求意见稿。2004年,《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社区教育评价工作进行了专门规定。2010年,教育部颁发《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试行)》,并于2011年和2012年分两批组织了社区教育示范区的督查工作。2012年,教育部颁布《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标准(试行)》。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再次强调要完善督查评价机制。各地社区教育机构也纷纷开展了对社区教育的评价工作。不过,这些都是对社区教育整体状况的评价,对社区教学的评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有一些地方开展了对社区教学的专门评价。2011年至2012年,上海市普陀区展开了社区教学满意度测评,评估标准设定了3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其内容包括教学的理念、计划、课程、内容、形式、师资、环境、效果等方面(刘夏亮等,2012)。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社区教育评估管理体系研究”课题组通过调研,建立了社区教育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张军,2018)。

  教学效率较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80%以上的人口为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浅井加叶子,1997)。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努力克服社会教育师资缺乏的困难,给国民以尽可能多的教育,教学效率不可谓不高。当时各地都采取了能者为师的做法,如四川南充县红旗公社各业余教育学校以党委、行政和共青团的干部为政治课教员,以技术员、老工人、老农民、老医师、先进生产者和工作者为技术课教员,以文化较高的干部、社员或职工为文化课教员(王纯德,1958)。这就尽最大可能地整合和利用了当时的人力资源,提高了教学的效率。同时,在社会教学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教学方法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如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使重庆纺织厂工人在21天的脱产学习后,每位学员平均由原来认识的400多字提高到2021字;天津纺织工人在经过23天的脱产学习后,平均每人由原来认识的521字提高到2108字(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此外,班级集中讲授等教学组织形式的大量采用,使大量居民能有机会参加社会学习。据统计,1953年参加业余学习的工人农民达到近2000万人(《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1984)。在当代,现代教学手段的大量使用使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参加学习,参加社区学习的学员规模更是大幅增加。2013年,仅在161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与示范区内,参加培训的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青少年、农民、下岗失业人员就分别约有1728.1万人、1477.9万人、1400.1万人、944.6万人和234.8万人(杨志坚,2015)。

  居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各社会教育机构以国家颁布的扫盲标准为识字教学目标,使大批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从1949年到1956年,全国脱盲人数有2076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为农民及在职职工以外的其他人员(刘英杰,1993)。从1949年到1981年,通过业余成人学校学习达到业余小学毕业程度的共有807.5万人,达到业余初中毕业程度的有70.2万人(毛礼锐等,1989)。以湖北省蕲春县为例,农民参加业余学校中的识字教学,到1963年该县农村人口中识字的人比解放初期增加了1.4倍,全县青壮年农民中有40%具有初小文化水平,其余人也大都能读些通俗的书报(人民日报记者,1963)。到2005年,全国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刘立德等,2006)。这些数据正是社会教育教学成果的体现。除了扫盲以外,通过参加社会学习,居民的其他文化素质如国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修养也得到了较大提升。

  居民的经济、思想觉悟及各方面能力都有较大提升。其一,居民经济得到改善。1962年,江苏灌云县古城村农民通过在业余文化学校学习,在棉花遭到严重虫害时,他们主动根据所学知识,配制农药,消灭害虫,实现了增产(人民日报记者,1962)。北京市密云县黄坨子村在1994年开展社区蔬菜种植培训教学当年,人均年收入增加了628元,后又经过近70次的大棚蔬菜技术培训教学,为全村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人均年收入逐年增加(马叔平等,2001)。1997年,湖北省汉川市丁集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通过技术培训教学,使4000多人成为科技致富带头人,出现了12个万元大户(余国平,1997)。2013年,上海青浦区练塘镇通过茭白叶工艺品编结技术教学,创造产值3400多万元(杨志坚,2015)。其二,居民的思想觉悟和各方面能力得到提高。1950年,吉林省蛟河县自强屯冬学的居民在学习征粮政策后,立刻展开送好粮运动,并获得了“征粮模范屯”的光荣称号(人民日报记者,1950a)。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社区学校开展“手机和生活”教学以来,老年学员对智能手机操作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不仅掌握了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还掌握了微信使用、有声影集制作、网上购物、视频通线)。

  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70年来,我国在社会教育教学各个环节都在努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教学体系。如制定扫盲标准,冬学、小先生制等教学组织形式,注音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等识字教学方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开发和使用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目标、组织形式、内容、方法、手段等,都有利于提升社会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目标还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在较长时期内,我国社会教育教学中缺乏具体明确的教学目标。根据1950年山西潞城县冬学委员会“冬学检查传授组”的检查结果:“从县到村,没有具体的教学计划”(人民日报记者,1950b)。没有教学计划就不会有具体的教学目标。1956年的《对东北三省工农业余教育工作的视察报告》中也提道:由于教育部对业余中小学的教学计划没有统一规定,也没有适合业余学校的教学大纲,“教师不备课、随便上课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1997)。1963年,北京市教育局曾指出,在职工业余教育教学中,各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规格要求不明确、不具体(欧阳璋,1987)。当代社区教育教学目标虽然较之前逐渐明晰化,但国家并未对社区教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有明确的规定,仍有部分教师并未对社区教学目标进行明确而规范的表述。

  教学内容未能充分满足居民的需要。社会教育教学虽然一直努力把教学内容与居民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在1950年,东北地区有些县区的冬学就存在教学内容不适合群众需求的问题(人民日报记者,1950a)。1975年,万荣县青谷大队的理论专业班以《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为基本教材(中文系赴万荣县调查小组,1975),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学习者难以理解这些理论性过强的内容,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21世纪初,我国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存在不符合农村成人需要的问题,如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停留在扫盲特别是扫除文字盲的阶段,而对较高层次的科学文化教育则重视不够(廖其发,2006)。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社区教育机构没有成立由社区内人员组成的专门的课程设置和开发部门,这就导致社区教育机构提供给居民的教学内容不一定完全符合居民的需要,表现为各社区教育教学内容普遍以休闲娱乐、卫生保健为主,主要满足的是老年群体的需求,而中青年人需要的职业教育内容则偏少,这就会影响他们参与学习的兴趣,不利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上还存在问题。在山西省太谷县的冬学,有的村干部强调形式,认为只有集中起来先生讲学生听才算上学,使群众感到上冬学成了一种负担(李杉等,1950)。同时,在讲授过程中也存在种种问题。有些教师因课前准备不足,不知该说什么。这必然会导致居民的学习积极性下降。此外,一些教学方法如速成识字法、注音识字法等,确实提高了识字教学的效率,但同时也存在由于急躁冒进而导致的“夹生”和“回生”等问题。21世纪初,我国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主要教学方法和形式是在生产时节召集农民在田间地头讲一点生产知识,扫盲教育多模仿小学教育,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和形式也导致其教学效果较差(廖其发,2006)。在我国当前的社区教育教学中,对讨论式、探究式等方法的运用还不够,居民总体仍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

  教学手段现代化程度还不够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教育教学中极少使用现代教学手段,基本停留在纸笔加黑板的阶段。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逐步有了变化,但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程度仍然不够高。2008年,在上海市社区教育教学中,有超过一半的居民仍是坐在教室利用书本教材进行学习,只有30%的居民在利用网络开展学习(马定计等,2008)。目前,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数量、质量、形式等均不能满足居民的学习需求。据调查,上海市社区教育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应用范围窄,针对性和适应性不强,居民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了解程度偏低,利用率不高(王峰,2013)。上海市作为我国社区教育最为发达的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社区教育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就相对更低了。虽然当前我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但不少社区教育机构对网络及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仍很不够,这自然会影响教学效率。

  教学评价还不够规范。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社会教育教学几乎没有专门评估,只是开展了一些相关的检查和考试工作。在河南陕县、山西长子县和陕西陇县、扶风县、清涧县的扫盲教育中,学员们反映是“没有考试”(马云等,2007)。当代社区教育尽管有较为规范的评估,但其主要是针对整个社区教育工作而言的,而对于社区教学工作的专门评价还很少,缺乏专门的评价标准及指标体系。教学评价的不规范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

  我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教学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社会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在改革开放后,受西方的影响较大,因而有创新和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成果正在积累;在教学内容方面还没有构建起完全适应居民及社会发展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课程体系等,这些不足都会影响到我国社会教育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有效教学是一切优质教学的基础。我们应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做好社会教育有效教学工作:

  在教学目标方面,一是国家应对社会教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有明确的规定,所有的社会教育课程都要有明确而清晰的教学目标。二是要以全体居民为本,在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从社会的实际情况、居民的实际需要,以及课程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确立教学目标。三是所确立的教学目标要涵盖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

  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正确处理以下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内容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民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教育、艺术教育、休闲教育、健康教育等内容齐全的课程体系,避免有所偏颇和缺失。二是要处理好国家与居民个体需要的关系。应特别注意以居民的需要为本,让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合理地融入居民的需要之中。各社区学院应成立专门的课程开发机构,广泛吸取居民的意见,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内容体系。三是要处理好知识系统性与实用性的关系。社会教育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实用性,不一定按学科进行分类,更不必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教育教学内容就应该是碎片化的,相反,它同样应是系统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在选择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方面,要特别注意社会教育教学本身的特点,即社会教育教学与学习者的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教学不一定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学习者在学习中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同时,由于社会教育中的学习者在各方面差异较大,因此,教学的组织形式应该更灵活,教学方法与手段应该更多样。在教育信息化时代,必须尽最大可能地使用互联网,既可使用网络集中讲授式教学,也可采用基于网络环境的个别辅导式教学,还可采用基于计算机虚拟空间的协同式教学。同时,还要最大可能地利用各种电子终端设备,开发各种软件,建立各种资源库等。

  在教学评价方面,一是要充分认识到教学是整个社会教育的核心环节,改变重“办学”评价、轻“培养”评价的现状,建立社会教育教学评估的标准和制度体系。二是要让教学评估的主体和机构多样化,可由学习者、教师、社会教育管理人员及居民等组成评估主体,同时引入社会组织机构对社会教育教学进行评估。三是要注重对教学过程的评价。

  我们要注意从国情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既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做法与经验,但又不能生搬硬套,要根据国情不断创新,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教学体系。

  与有效教学相比,优质教学是一种不但有效,而且有深度,更有人性的教学。朱永新在其新教育实验中提出了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落实有效教学的框架”,第二重境界是发掘知识这一伟大事物内在的魅力,第三重境界是知识、社会生活与师生生命的深刻共鸣(朱永新,2017)。第一重境界显然属于有效教学境界,而第三重境界则可视为优质教学境界。有效教学是“双刃剑”,既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但又由于其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这就决定了有效教学的“知识本位取向”“控制取向和技术主义取向”的思想和路线,导致其在教学方向和路线),进而使教学容易异化为知识主义教学、灌输主义教学和技术主义教学这三种形态(肖庆华,2017)。而优质教学的基本理念是由以书本为教学对象的狭义教学走向以课程资源为教学对象的广义教学,由独白式教学走向对话式教学,由依赖性教学走向独立性教学,由知识性课堂走向生命性课堂。社会教育教学同样应把追求优质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社会教育教学走向优质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教育的普及程度较低、教育资源被社会少数人占有、人的发展未受到重视、教学的外在目标占据主导地位时,就必然要把教学的有效性放到首位,强调知识的学习,追求其效率及实用性和工具性。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教育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对于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源、充分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资源的增多,扩大受教育面成为可能,同时人性的觉醒使人成为了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目标,人的发展被放到了本体地位。由此,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社会教育教学的基本实用功能,而是希望通过学习丰富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这样社会教育教学走向优质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

  社会教育教学的特性也决定了其应该走向优质教学。社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教化。教化的本义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换言之,教化一词更偏向于完善人性、塑造心灵等方面。而优质教学也特别关注人的德性、个性、情感、幸福等方面的提高,关注生命的丰盈发展与自我超越,这样教化生命就成为了优质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由此可见,社会教育教学的教化特质决定了其应该走向优质。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社会教育教学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在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教学有效性的同时,努力使社会教育教学不断走向优质,这是我国社会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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